CP 講座:《社運‧政治‧街頭文化》系列--街頭文化如何可能-遊民與塗鴉

遊民與塗鴉是城市人文風景

文|台大城鄉所副教授畢恆達‧台灣當代漂泊協會執行委員郭盈靖;責任編輯|何旻燁

 流浪塗鴉

遊民用粉筆或木炭在牆上留下簽名等字跡,這是他們曾經造訪此地的證據。這種地下的俗民行動存在超過一世紀之久。然而更常見的則是塗寫在貨物列車車廂上的流動工人的塗鴉(hobo graffiti),或稱有頂貨車藝術(boxcar art)或流動工人簽名塗鴉(monikers)。

最早的流動工人(hobo)是社會的局外人,沒有固定居所與職業。但有別於遊民或流浪漢,他們在城鎮與城鎮之間流動,做些雜工,賺取微薄薪資以供他們簡單生活方式之所需。美國內戰後,年輕軍人在國內各地遭遣散,很多軍人並不想歸鄉,而當時的火車系統可以將他們載運至新興城市,在那兒有較多機會可以找到工作。

同時,鐵路系統本身,也創造了許多勞動需求,需要身強力壯的工人來建造軌道、橋樑與隧道。從此,這種跳車的快樂遊蕩者的形象就產生了。大蕭條時期,更多人跳上貨車,到他地尋找工作機會。

其後由於羅斯福總統的新政、二次大戰、汽車興起等因素,在貨車上流動的人口逐漸減少。而貨車(freight train)無法與巴士、卡車(truck)競爭,班次減少,免費搭貨車的機會也大幅降低。

第一個流動工人的簽名塗鴉何時出現,已不可考。可知的是,十九世紀末流動工人就在他們流浪路途的中繼站給彼此留下訊息。先是用刀在木頭上刻,後來改用粉筆、油性蠟筆等,簽下自己的綽號,並留下訊息,或警告危險,或告訴其他夥伴何處可以找到食物與安全睡覺的地點。

他們也用以記錄流浪的旅程以及對於未來的想望。同時,鐵路工人,尤其是火車修檢員,也早就在車廂外部用粉蠟筆留下檢測記號,時間久了,也會使用一些創意來豐富書寫的方式。

九○年代,塗鴉在紐約地下鐵車廂上消失,貨物列車成為塗鴉者轉移的眾多目標之一(稱為貨物列車塗鴉,freight train graffiti)。簽名、泡泡字與噴漆大作主宰了貨車車廂的表面。大多數塗鴉者不知道流浪塗鴉的傳統,所以毫無顧忌直接蓋過。

流浪塗鴉使用粉筆或蠟筆,謙虛地佔據車廂的角落,過去數十年來除了因日曬雨淋而自然消逝,幾乎沒有遭到任何責難或抗議。如今或遭覆蓋,或者因被視為等同噴漆塗鴉而面臨同樣的法令懲罰。幸好還是有人致力於保存流浪塗鴉,或者延續此風格進行塗鴉,或者將其融入簽名塗鴉,或者對其攝影記錄存檔(如Toby Hardman, Bill Daniel, Michael Poulin等人)。

還有人從事重建(rebuilding, restoring)工作,使用新的奇異筆將逐漸褪色的流浪塗鴉重新描繪一遍(甚至前後三、四遍),讓這些塗鴉更為可見、保留更久。對於流浪塗鴉有興趣的讀者,可以到此http://www.flickr.com/photos/boxcarart/看到很多照片記錄

 

日本街頭露宿的小宇宙

九○年代日本面臨泡沫經濟危機,中年失業者也加入露宿的行列,遊民數量為戰後所未見。隨著露宿人口大增,東京出現兩個露宿的聚集地點:新宿西口與上野公園。新宿火車站西口地下道白天人潮川流不息,夜晚上百的露宿者則以瓦楞紙箱為家,就像是一個村落。

政府雖強迫他們進入臨時收容中心,但是效果不大。一群畫家在獲得住民許可的前提下,在這些紙箱屋上作畫。其目的並不在於畫些漂亮的東西來美化環境,而是尋找一個無法為美麗的外表所掩蓋的深層社會現實。

畫家武盾一郎指出,如果從空中往下看,村落的中心就像是子宮,通往東京都廳的通道是產道,而東京都廳本身就像是陽具。那時,此處已經有一件名為〈新宿の目〉的公共藝術作品,它是右眼。然而只有一眼,顯得不平衡,所以畫家們便創作了〈新宿の左目〉。

他們在過程中不斷重畫修改,最後呈現的是眼中之眼,就像是村落、新宿、東京的層層關係。整個意象彷彿將此刻的我、身體、空間,連結到宇宙,因而有了宗教的意涵。最後,連結起來有300公尺長的紙箱屋上都佈滿了繪畫。然而1998年一次火災將此遊民社區焚燬,此後,警方就不再讓遊民在此聚集了。

 

遊民與塗鴉都是破窗?

應用破窗理論,都市生活品質(quality of life)的捍衛者認為遊民就像破窗,是社會失去控制的指標。其實遊民被當成罪犯,並不是因為他們做了什麼,而只是因為他們的身份。看看這樣的規定就知道了:在公共空間中睡覺/打盹(Dallas)、坐在人行道或路沿上(西雅圖)、在公園裡一次待超過四小時(Reno)、行乞(幾乎所有美國的城市)都是犯法的行為。結果遊民只要生存(必須在公共空間中吃喝拉撒睡)就註定犯法。

想想看公共座椅這個街道家具就知道空間設計怎樣在排除非我族類,最明顯就是不要設置座椅,一勞永逸(台北火車站),或者將座椅設計成無法躺臥、無法久坐(台中綠川公園的弧形椅面、洛杉磯有名的bum-proof半圓形公車候車椅、自動掀起的公車候車椅、刻意在中間加上扶手的公園長椅、S形的座椅、加上尖刺的低矮窗沿),別以為這些設計單純出自於美學的考量,或者它其實就是一種「社會排除」(social exclusion)的美學。

弔詭的是,破窗理論家認為對遊民宣戰是為了保存都市的多樣性,然而在他們眼裡遊民顯然不是多樣性其中的一種;他們把遊民視為影響都市發展的元兇,卻忘了遊民其實是都市發展(例如製造產業外移)造成的後果;而遊民、擦鞋童、散發傳單的人、攤販、街頭表演者、塗鴉都是破窗,政府卻從不曾將警察濫用職權(如過度臨檢)視為破窗的一種。

在此種都市美學的發展趨勢下,藝術家自然不應沈默缺席。1987年,為了回應美國政府忽視「街友」(遊民)問題,採取掩蓋清除的策略,而收容中心又充滿控制與危險,一位公共藝術家krzysztof Wodiczko在與街友合作下完成一個名為街友運輸工具的計畫(The Homeless Vehicle Project)。

 

CP 講座《社運‧政治‧街頭文化》系列:街頭文化如何可能-遊民與塗鴉

【時間】:9/18(二)19:30~21:00

【主持】:謝昇佑|台大城鄉所博士候選人

【主講】:畢恒達|台大城鄉所副教授‧郭盈靖|台灣當代漂泊協會執行委員

【地點】:CAFE PHILO 慕哲咖啡館地下沙龍

【地址】:台北市紹興北街 3 號 B1

【主辦】:青平台

【詳洽】:(02)87724100

 

它以超級市場的推車作為原型,加以改裝之後,可以裝卸組合來符應街友不同的生存需求。它雖然不是解決無家可歸之道,但是對於當前的國家住宅政策以及收容所的危險與規訓提出批判,以作為抵抗。

其設計讓街友比較容易從事蒐集、貯藏街頭撿來的保特瓶與鐵鋁罐以換取金錢的活動。推車容易在街頭走動,也提供一個可以遮風避雨之處,並且可以張開或折疊以適應進食、睡覺、盥洗、排泄與坐臥之活動,讓處在社會邊緣的群體也可以在公共空間中發聲、證明自己的存在,主張自己的權利。這個藝術作品提高遊民的可見度,不讓街友隱藏起來,而是讓他們佔領街道,凸顯都市再開發的問題,進而揭露都市只關心獲利與控制的事實。

沒有能力處理差異與失序,可能導致更大的恐懼,而退縮則削弱了社會連結的可能。正如環境心理學家Whyte所指出,恐懼證明自身;我們對於威脅的認知並非決定於犯罪率,而是安全動員自身。大眾媒體掩蓋每日發生的經濟犯罪,卻不停止地報導下階層、精神病患、青少年幫派犯下的罪行等新聞,藉此更加強化並且合理化種族與社會階層的隔離。

差異應該是都市的鮮活的血,而街道與人行道是都市中最有活力的器官。我們也許該去除害怕差異的焦慮,嘗試從差異中學習,接受都市中的不確定性;讓市民自己來處理差異與和平,因為差異是避免都市停滯而必要的情緒刺激;隔離帶來不瞭解、誤解與衝突,而尊重差異卻是成長的契機。

 

4.台灣遊民處境

「好好睡覺」,在2012年由台灣當代漂泊協會舉辦的「窮忙年代攝影展」會場,成員肉包寫下他的心聲。這不僅是肉包的心願,也是大多數遊民共同的希望。「睡在外面,晚上會發生什麼事,有時候你很難預料。我會找看起來比較安全的地方,睡起來比較安心。」遊民阿旺表示。

車站、公園,經常是遊民選擇露宿的地點,除了生活較為便利,安全也是主要考量。「同是落難之人,睡在一起,彼此至少有個照應。」遊民阿友說著。對於遊民而言,一覺到天亮是難以想像的事。

遊民往往以紙板為床,一個個捲曲的身軀,再怎麼疲倦,身體仍需像個雷達般,一有風吹草動,閉合的雙眼隨即睜開,驚恫地環視四周。根據漂泊協會2010年對台北車站遊民進行的調查,30%的遊民在露宿時曾遭受攻擊,11.4%曾被毆打。

曾有遊民半夜遭人丟石頭,或用球棒毆打、遭BB彈射擊。有些女性遊民因擔心遭人攻擊,便坐著睡、不敢躺著睡。今年春節期間曾發生青少年在深夜以沖天炮攻擊遊民的事件,當警方訊問青少年攻擊原因,青少年覺得「很好玩,沒有想那麼多。」這個回答令人感到驚訝,但也反映出遊民在社會上的生存處境──被標籤為不正常的人,可以隨意欺侮。

 

遊民身分被道德標籤化

另一方面,「破窗理論」也是台灣社會經常使用的觀點,認為遊民露宿街頭,佔用公共空間,就像在公共空間開了扇破窗,將使社會失序,招致犯罪,形成犯罪溫床。然而,每當深夜時分,在微暗的街燈下,看見這一張張歷經風霜的面孔,與年邁體衰的身軀,總讓人不禁想問:這群手無寸鐵之人真的罪大惡極嗎?或者,身為遊民本身就是一種罪,無關乎他們做了什麼?

多數人都會認為遊民是好手好腳,不肯工作,好吃懶作的人。然而,很多研究資料指出,遊民並非都不工作。根據當代漂泊協會2010年的調查發現,高達9成遊民在成為遊民之前都有工作,並以正職工作為主。

「我做紡織廠作業員十多年了,工廠後來關廠,積蓄漸漸沒了,又找不到工作,最後沒辦法,開始在台北街頭流浪。以前,從沒想過自己會有變成遊民的一天。」阿文無奈地說起過去的遭遇。許多人就像阿文一樣,曾經都有工作,也從未想過自己會成為遊民。

 

社會結構問題的承擔者

在流浪期間,也有超過7成的遊民(71.4%)有工作,並以從事零工居多,例如舉牌、工地粗工、清潔工、出陣頭、廚房雜工等。「我們遊民所做的工作,事實上都是透支體力的工作,但工資非常少。工資跟體力的透支時常不成比例。」追影沉重道出遊民工作的處境。這群底層勞動者長年工作不穩定,從事著勞動力市場中最沒有保障的臨時工、派遣工與外包工作。

因為工作不穩定,這些人就像載浮載沉般的浮萍。有工作時,就像個陀螺,費力地轉呀轉著,任憑風吹日曬雨淋,體力消耗殆盡;沒工作時,就當作是讓早已變形的身軀休息,呆望著遠處,心裡躊躇著,能找個穩定點的工作嗎?看著報上的徵人廣告,一格代表一個希望,好像有很多工作機會。但是面試之後,「等通知」卻成為最常聽見的回覆。

「體力型工作」是遊民普遍的工作型態。有超過6成遊民是中高齡的年紀,隨著年齡增長,體力日漸衰退,加上長期在外露宿,吃不好睡不好,更加速身體機能的退化,種種因素都造成遊民身體更難負荷高勞力取向的工作。

 

政府缺乏解決問題能力

遊民成因多元複雜,不能用遊民不工作、懶惰等「個人層面」原因,來簡單概括之。社會制度永遠有缺陷,遊民問題正反映了這種缺陷,因此弱勢者的問題實為社會中每位公民的責任,應共同承擔。譴責個人,驅趕遊民,也無法解決現有的遊民狀態,只是曝露政府面對都市貧民的生存困境時,束手無策的窘態。

有鑑於目前收容機構的居住問題,當代漂泊協會曾於2010年針對台北車站遊民展開調查,發現超過8成的遊民不願住收容機構,原因為:管理太多、時間限制、環境複雜、易傳染疾病、地方太遠、環境髒亂等等,顯示出失敗的管理制度。再加上收容對象的條件限制(只收留老病傷殘者、與有穩定工作能力和意願者),其實排除了許多遊民居住的機會。

對於遊民的心聲,政府似乎無法提出具體施政,只是將遊民視為除之而後快的社會問題。當務之急,應是檢討現行相關遊民輔導措施,制定出符合遊民需求、解決遊民困境、也保障其基本生存權益的政策。

例如收容制度朝向更具尊嚴、人性化的方式、露宿地點增設方便的盥洗設備、存放物品的區域空間,同時停止無效又殘酷的驅趕手段、提供露宿者租金補貼、將空屋轉為租屋、把無固定住所者納入租(住)得起的公共住宅等等。如能從遊民的立場出發,或許就能避免非人道驅趕的情事重演,同時也能真正安置居無定所的遊民,從而跳脫治標不治本的惡性循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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