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你很久沒憤怒了，可能要檢查一下"青春"在你血液裏的含量。
蔣介石銅像前，想我那成大的兄弟姊妹們
【台大研究生協會會長‧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召集人/林飛帆】
離開成大半年多，在離開前，我曾經很擔心著這群戰友以及夥伴。現在看來，他們已經成為真正的行動者，懂得在歷史洪流中挖掘與自己生命與土地相連的各種記憶，並且從中找到自己的定位，自己的價值，無畏於做出判斷、做出批判、採取行動。零貳社的你們，早已超越許多前人。
「堅強起來，才不會丟失溫柔。」以前讀到Che Guevara的這句話時，還不懂這句話的意思。現在明白了！面對這個社會上的不公與不正義，各種反動論述的撤肘，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去堅持，在外人看來，你們似乎鐵打般的強硬，但這強硬的背後，卻是某個最深刻的關懷，那...是一種溫柔。溫柔的看待那些社會底層的弱勢者以及受壓迫者。
我們出生在台灣民主化後的時代，從小的歷史教育與公民教育直指著我們放下仇恨、選擇原諒，但卻忘了告訴我們史實為何？何以原諒？另一面，校園裡、街坊上仍舊存在著各種威權時期的象徵，在民主化後，它們仍舊屹立著，人們沒有疑問，不多做質疑，因為我們選擇相信"放下仇恨，歷史歸歷史"的說法。
我們應該試想，歷史如何歸於歷史，而我們如何與自己歷史斷裂開來？為何我們可以輕易的接受，紀念二二八可以，但手段不應該"太激進"？為何我們對於過去的事件可以簡單的以一句"這都過去了，不要再吵了"來對這問題做結？
集體逃避是一種病徵
這些問題很根本，根本到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學著反問自己，並做出回答。但這個世代的多數人仍然選擇閃躲。面對這樣的處境，其實不是第一次了。每次我都同樣問著自己，為何多數人這麼想？後來發現，這其實是一種集體逃避與集體不敢面對的徵侯，這是一種病徵，反映在我們這個生來自由民主的世代裡，更顯嚴重。
何以說大家集體逃避了？集體對於表態與面對歷史感到恐懼？因為，在我們釐清真相前，我們急著想草率地將此事解決掉，亟欲用一塊遮羞布將傷痕蓋起來，眼不見為淨，我們很難想像二戰之後的德國，不對納粹屠殺的人數做明確的統計，並追訴其中的加害者(不見得是關押入獄，但基本的道德批判是必要的)。
我們也很難想像東歐共產政權解體後，東歐人民持續容忍象徵極權的獨裁者銅像持續佇立。但我們的社會卻可以容忍！因為我們急著逃避！急著掩蓋！並且說服自己一切都過去了。
正義路難行
這種恐懼導致了犬儒化的台灣社會，更讓整個世代價值呈現出扭曲的雙重道德標準。在政治衝突性高的議題我們選擇閃躲，甚至選擇站在壓迫者的一方；在政治衝突性較低的地方，我們上綱到宇宙精神的高度。這種徵候完完全全顯示在我們這個世代的身上，標示著我們！
那座銅像上，當零貳社選用鮮紅的油墨，重新認真的、嚴肅的將問題擺到世人眼前，卻發現人們依舊無法面對。這也是為什麼，清潔問題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，而政治的、歷史的問題則再度被拋到千里之外。
這路...崎嶇，難走，有時不只路會跟你做對，有時站在你身旁的那些你認為是朋友的人也會拐你幾下，這路是走向台灣轉型正義實踐的道路。難走....而且危險！
但零貳社的這群學生，面對了，堅強起來了，因為他們心中的溫柔！
CP 講座：《NGO與社會想像》系列（一）我們如何成為一群憤青
【時間】：2/19（二）19:30~21:00
【主講】：台大研究生協會會長｜林飛帆‧青平台志工｜陳思吟、凃京威、林效先、鄭珮芸
【地點】：CAFE PHILO 慕哲咖啡館地下沙龍
【地址】：台北市紹興北街 3 號 B1
【主辦】：青平台
學會溝通最困難
【政大政治系三年級/陳思吟】
在政大第三部門研究中心有開一堂課「青年公益論壇」，我原本只是想要把學校規定的服務學分修完，沒想到課程內容開啟了我對台灣社會不一樣的認識。很多過去不了解的問題，包括核電議題、死刑的問題、國會的改革等等，對我來說，以前都以為抗議的是一群暴民，總是抗議一些焚化爐，大工廠，好像除此之外，台灣社會不存在其他應該被關注的問題。不過這堂課後，我開始進入很多不同議題的探索，也實際走上街頭去觀察並且傾聽別人的聲音。
在過程中，最難的不是爸媽反對，或者是要別人跟自己一樣出遊行，而是，要怎麼樣學會溝通。看到了官僚的嘴臉會很失落，想要放棄溝通直接拿個東西往立法院砸去；聽到邏輯完全不通的人告訴你，核電廠必須存在的原因，就會想要放棄對話，直接破口大罵；只是，失去一次對話的機會，其實就是流失掉一個可能轉向關心社會議題的夥伴，這種努力嘗試對話的過程很艱難。身為一個努力不要生氣的憤青很艱難！
從自身的處境反思現實
【台大哲學系四年級/凃京威】
首先，我必須澄清我不是憤青。我想「憤青」這個詞更適合用來放在第一線運動者身上，既是形容亦是對他們努力的肯定。
2009年，陳雲林來台，當時我高三，這件事讓我認清政府這台機器在運作中出現瑕疵的可能性，另一方面讓我開始對所謂的「中國因素」有所警覺。
上了大學，我進一步探索「國家暴力」在台灣歷史中的多次傷害，從我自己就讀的台大哲學系，我看到二二八事件中，系主任林茂生教授遭殺害棄屍；我看到系上學長鄭南榕，因為國家對言論自由的打壓，最終以自焚對抗專制的政府。
我亦看到1970年代，國民黨為打壓自由派學者、學生，展開一系列的整肅行動，而當時的始作俑者，禁入卻能坐在某黨高層。
隨著對校園歷史的探索，我開始對校園事務萌生興趣。於是，因緣際會加入台大學生自治組織。2010年，兩岸學生交流工作才剛發芽，不像今日如此頻繁。在學生自治組織中參與過的交流活動，無論是飛到香港參與論壇，或是在台灣接待北京來的共產黨青年團學生，都讓我意識到未來「中國」在「台灣」主體性上的強制力。
於是，這讓我轉向思考，如何一方面在台灣透過社會運動捍衛過去得來不易的自由、人權，同時影響中國為數眾多的人口，使他們能夠分享與我們更貼近的價值？所以，下一步，我轉向中國人權相關事務。
搖滾樂開啟了我的世界
【前人民做主組織員工/林效先】
「樹上開著杜鵑，白雲飄過窗前。」1997年起我讀屏東高中，男校的日子令我難笑。更早一點，從國中開始，維特少年在煩惱的年紀，髮禁和升學制度壓制了青春的浮躁與悸動，一切都變得很難耐。
「不可以！」我們的文化充滿了不可以，從小學習的就是這三個字，說到底，這是跟大人相處的方法。我們坐在教室裏，國家的手就放在每位同學頭上，從剃頭髮整齊劃一開始，接下來所有人都在比賽被填鴨。
得高分一直是至高目標，你也只能在這個項目上與眾不同，其他的都不准標新立異，特立獨行就是對師長、同儕、體制的反抗。我就是從校園裡感受到這個社會的不對勁。
壓抑的情緒，逼我尋找出口，搖滾樂開啟了我的世界，一個關於台灣社會的壓迫結構，那是一個威權的故事。
了解歷史從自己的家族史開始
【國貿公司職員‧小動物配音員/鄭珮芸】
其實自己真的說不上是憤青，只能大概說說自己覺醒的過程。我覺得很重要的是歷史記憶，但是我們的教育從來沒有著墨在這一塊。對於國家認同，沒有歷史記憶，很難徹底建立起來。
我是1981年生，最老的七年級生，回想自己從國高中開始，歷史地理就奇差無比，課本上讀的都是中國的歷史地理，印象中都是簽一些合約，要不就是背一堆鐵路名。地理更慘，光是「我國」東南方，我就搞不清楚究竟是「台灣」的東南方，還是「中國」的東南方，究竟是以哪裡為中心，答案根本不一樣啊。小朋友的心很單純，模糊不清、模稜兩可的答案，只會造成認同錯亂。
像我去雙連夜市，那邊有一個國小，校門口有放以前的老照片，但是有趣的是，那些古早小學生，穿的明明是日本時代的和服，標示的年代卻是「民國」，WHY？？這根本超詭異，如果有歷史感，光是日「治」時代 or 日「據」時代,，就可看出觀點不同。
我原本也不知道二二八跟自己有關，是後來聽到外公外婆為了躲二二八跑到花蓮去住，因為他們的外省身分，覺得花蓮比較安全。因為他們做人很好，所以本省鄰居也幫助他們逃跑，要不然我小時候皮膚很黑，想說親戚都住在花蓮，還以為自己是原住民。
所以了解歷史，從自己的家族史開始，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。關於白色恐怖，我很幸運沒有家人受害。但是我親身碰到的是，我去參加一個了解二二八的營隊，他們有請一些被關過的老先生帶我們導覽。
沒想到一到馬場町（以前受難者被槍決的地方，現在還有一個土丘，以前槍決就地掩埋。）老先生可能原本年紀大，身體感冒才剛好，還有些微恙，加上可能那個地方刺激太大，就昏倒了；結果送醫院以後，不幸過逝了。由此可見，二二八對受害者和家屬的影響有多大，這也是所有台灣人不該輕言忘記的。
